近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长江口二号”古船的现世,与35年前在广东南海海域发现的另一艘古船——“南海Ⅰ号”不无关系。
2007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创造了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将沉船船体和船载文物与其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制的钢制沉箱内一次性吊浮起运。这种特殊的整体打捞方式在世界上尚属首例,被公认为世界水下考古史的重大创新。
2022年,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被整体打捞出水,再次震惊了全世界考古界。这艘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延续了15年前“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理念,并对当年世界首创的打捞方式进行了诸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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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水下考古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长江口二号”项目对比“南海Ⅰ号”有怎样的延续和创新?从打捞技术、考古发掘到历史研究等方面,是否开启中国水下考古的“双雄时代”?带着诸多疑问,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南海Ⅰ号”考古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
▶谈打捞技术
“长江口二号”团队
多次来粤“取经”
“‘长江口二号’所在的崇明岛是冲积岛,附近水域含沙量很大。”在崔勇看来,其水下环境的复杂程度和“南海Ⅰ号”很接近,都面临着同样的发掘难题——水下能见度低,一件件打捞并不实际。“整体打捞是最有挑战性但是又最为合理的方案。”崔勇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实践,为长江口二号等后续古船打捞提供了样本参照。
2018年以来,“长江口二号”项目负责人、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多次往返上海和广东阳江,观摩“南海Ⅰ号”考古发掘现场;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也曾带队来阳江讨论整体打捞后续的工作。
崔勇也前后参加过“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方案的4次专家论证会,他将“南海Ⅰ号”30多年来发掘、研究的经验教训倾囊相授。
“整体打捞、异地保护延续的是‘南海Ⅰ号’的做法,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二者的打捞方案不能通用。”他分析道,“南海Ⅰ号”水深24米,“长江口二号”水深8至10米,因此吃水深度达到近10米的“华天龙”号海上起重船可以将“南海Ⅰ号”古船连同凝结物、沉箱整体打捞出水,却很可能在“长江口二号”海域搁浅。
为此,上海专门打造了一艘“奋力轮”打捞工程船,吃水深度仅6米,并在船中部开口,设置了一个长56米、宽20米的月池,可以直接将被打捞古船从海底提升至“奋力轮”中部,便于随后的运输和装卸。
与“南海Ⅰ号”在海底穿梁固定沉箱不同,长江口二号采用了“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进行打捞——在江底,22根弧形梁,形成一个巨型半圆柱沉箱,把总重量1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
“整体打捞,针对不同的古船要采取不同的方案。”崔勇解释,“从‘南海Ⅰ号’到‘长江口二号’,我们看到中国水下考古不断探索出了新的打捞方案和技术手段。”崔勇说。
▶谈考古理念
“实验室考古”
打开“时间胶囊”
“‘南海Ⅰ号’出水后,15年来发掘了18万件文物,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这些成功实践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崔勇说。
沉睡了800多年的“南海Ⅰ号”,在2007年采用独创的整体打捞方案出水后,一直置身于阳江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
这艘南宋古船正在考古队员们的发掘中缓缓苏醒。棕褐色木质船身从淤泥中裸露出来,船体真身一点点重现世间,一切的进展都在这个玻璃围起来的“水晶宫”中进行,往来公众一览无余——这就是“实验室考古”。
崔勇介绍,“实验室考古”最早源于上世纪30年代发掘殷墟时,因为面临雨季,考古学家只能把甲骨文堆积整个打包,从安阳送到南京博物院,在实验室中慢慢发掘。
得益于“实验室考古”,考古队员在“南海Ⅰ号”发掘中获得了大量预料之外的历史信息。在发掘其中一个船舱时,崔勇发现舱内文物稀少,但是有很多黝黑的淤泥,于是用科技考古手段对淤泥进行检测,意外发现了丝绸蛋白,说明舱内曾经装满丝绸。此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宋代人的头发,通过对DNA的提取研究,可以还原古人的饮食习惯。
这些细小且琐碎的文物遗存,如同线索一般勾连着古人的生活画卷。“如果只是在水下发掘或者常规的田野考古,很多淤泥中包含的历史线索都会被忽略,导致重要历史信息的流失。”崔勇说。
在考古上,两艘古船的考古团队都不约而同提到了“时间胶囊”的理念——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容器,古人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将最具时代性的东西埋藏在其中,等待我们去一一打开。
“很多陆地考古遗址都偏向单一性,我们往往是从古人的丧葬习俗中去考究历史,信息量有限。但是沉船遗址不一样,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集聚了古人吃、喝、住、行等生存元素,可以反映出完整的生存形态、社会形态。”崔勇认为,实验室考古就是在破解“时间胶囊”,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翟杨表示,“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程。“目前出水的越南产水烟罐、东南亚的船体木材、景德镇窑瓷器等文物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过程会涉及到温湿度、空气、水环境、生物、微生物控制、船体支撑加固等一系列问题,历时时间长,复杂程度高,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深入研究。”
▶谈后续研究
还原古人生活的生动画面
事实上,围绕古船本身的诸多谜团往往在整体打捞出水数十年后才逐渐揭开冰山一角。
今年,在广东本地考古及历史学者合力下,破解出“南海Ⅰ号”曾途经广州的重大信息。“南海Ⅰ号”出水的酱釉大罐确认来自南海窑,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反映出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
让古船“开口说话”,开掘古船本身隐藏的重要历史信息,同样是“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项目的“重中之重”。与“南海Ⅰ号”一样,“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后,将在上海船厂旧址筹建的古船博物馆安家。未来,老船坞也将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这艘清代古沉船的诸多未解之谜。
按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的观点,古船整体迁移后,将重点挖掘古船历史文化价值,“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学、历史、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
对比“南海Ⅰ号”承载的宋代海洋贸易史的荣光,“长江口二号”距今年代更近,它是一艘清代同治年间的沙船,有专家认为,这艘船处在中国历史的大变局时代,反映清末航运的最后挣扎,是研究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埠史弥足珍贵的物证。
在多位水下考古学者看来,“长江口二号”最可贵之处在于其完整度,船体和船用属具保存较好,船货丰富,大量船上生活物品展现了清代晚期商船航行与船上生活的生动画面,可以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贸易史、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史和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正如褚晓波所言:“古船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如同一幅微缩历史画卷,古船的故事刚刚开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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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记者 黄堃媛 实习生 何蕊诗 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