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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

(资料图)

11月12日，电影《幸福终点站》的原型梅赫兰·卡里米·纳赛里(Mehran Karimi Nasseri )心脏病发，在法国机场去世。

他曾在此，“困”了18年。

电影中，汤姆·汉克斯实现父遗愿，收获空姐青睐，平安回国，大团圆结局。

而现实中，纳赛里无亲无故，客死他乡，讣告由机场代发。

“2006年纳赛里先生出外就医，今年9月他再次回到机场，因自然原因逝世，终年70多岁......”

70多岁？皆因无人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坊间最为流传的版本是:

纳塞里生于伊朗富裕之家，少年学霸，留学英国，因抗议国王被开除国籍，沦为政治难民。

1988年，在前往英国途中证件被盗，他被困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困就是整整18年。

然而，每当有人问起往事，纳赛里便深吸一口烟斗，断言：

“我不是伊朗人，没有父母，不叫纳赛里，请叫我阿尔弗雷德爵士。”

心理医生叹息：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过去。

1945年，纳赛里生于伊朗南部石油重镇，父亲是石油公司的医生，三兄二姐，家大业大。

他大学主修心理学，爱好文哲、音乐，除了有点秃，意气风发。

然而，23岁那年，五雷轰顶。

父亲癌症去世，葬礼后，母亲突然告诉他：“你是父亲和一个英国护士的私生子。”

在伊朗，包庇丈夫通奸要被乱石砸死，这22年，母亲将秘密深藏在心，把纳赛里视若己出。

可纳赛里听完，跑了。

他跑去英国进修，却因课程挂科、钱财耗尽辍学返乡。

刚回伊朗，他就带头抗议国王，被捕入狱。

母亲掏出积蓄打通关系，才硬把他捞了出来。

但官方下令：开除纳赛里国籍，终生不得回国。

那一年，他32岁，心恨：不回就不回，我要去英国，找我亲妈！

他颠沛流离，流亡7个国家，得亏哥嫂援助，不然饿死都没天亮。

1981年，他在比利时被确认为难民。

1988年，他带着三件衣裳、500美金，和一张前往伦敦的单程票，到达戴高乐机场。

但一登机，糟糕，护照呢？

他坚称是在巴黎火车站被偷了。

可多年后，他的律师爆料：“在前往英国路上，他就迫不及待把证件给寄丢了。”

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纳赛里错过了他这辈子，最后一趟航班。

1天，1周，1个月，1年......

2003年11月，当记者迈克尔见到纳赛里时，他已经在机场“困”了15年。

“他像一位孤独的王。”

两张红色长椅、数个行李推箱、一张金属茶几，

这一隅之角，便是他的国。

“我从来不是流浪汉，我只是一位延误的旅客。”他自我介绍道。

他精致干净。

每天早上5点，他在高峰前进入机场浴室，用空姐赠送的头等舱用品，刷牙洗脸，再对着小镜子，修剪胡子。

穿过的衣服，他会拿去干洗，再分门别类，叠放整齐。

他不卑不亢。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

他把捡到的钱包完璧归赵，他一天接受超过6次采访，每次都能得到不菲的报酬。

他一日三餐吃肯德基，早餐是培根面包+鸡蛋，午餐是汉堡+薯条，晚餐是鳕鱼三明治。

比我吃得还好，吃完还会留下一笔小费。

他总是笑着纠正所有人的称呼：请叫我，阿尔弗雷德爵士。

这是一个英国的头衔。

他每天疯狂阅读报纸、杂志，甚至还建了一座小小的图书馆——来自旅客的捐赠。

“书籍是我灵魂的防空洞。”

他有一本1000多页的日记本，日日夜夜疯狂记录。

一位亲手杀死自己过去的凶手，只能向时间坦白。

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抽烟。

凌晨时分，夜色如迷，他的头发胡子隐入刺鼻的手卷烟雾，只有烟头滚烫。

如一颗明灭的星球。

有一位记者曾跟踪纳赛里多日，最后忍不住追问：

“爵士，十几年来，你都在干什么？”

“等待。”

“等待？”

“人生不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等待吗？”

他讲话时不断点烟抽烟，像给句子加上标点符号 。

后来，机场的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

机场是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一待十几年，换谁都得疯。

但爵士却说：“我的灵魂早已穿破天花板，不信你看——

脚步是雨声，行李是群山，滚动的航班是午夜的霓虹，催促的广播是不绝的狂风。

人潮是世上唯一的河流。”

慢慢，他开始臆想，称自己是瑞典人，说生母是英国的贵族，说联合国正在为他寻找身份。

发言人却回应：“纯粹的愚蠢。”

听完，他只是点起一根烟，重回孤独国。

2004年，斯皮尔伯格以他的故事为灵感，拍出了《幸福终点站》，并以27.5万美元向他买下了版权。

电影的原形却从没看过电影，他只是笑着对记者说：“我出名了，形象更好了，我很开心，这是我梦想中的世界。”

但他还是不愿离开机场。

没错，都说他是被“困”在机场 ，其实是他不愿走。

早在1995年，比利时同意他回去居住，却被一口拒绝：我要去的是英国，找我亲妈！

1999年，法国决定授予他居住权，又被他无情打脸：

“大胆！他们居然把我写成伊朗人？还不叫我阿尔弗雷德爵士？”

心理医生告诉记者：“他害怕离开。机场对他而言，就像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明知不堪一击，却沉溺其五彩斑斓。”

在这里，媒体关注他、员工照顾他，名导作家为他立传，各国网友给他寄钱。

“90年代，一次就是1000美元。”医生回忆道。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带走一个自欺欺人的囚徒。

机场，或者就是他避世的国度，是他自建的牢笼。

但正如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所写：

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你就拒绝了生活的意义。

为他打了十五年官司的律师无奈：“不出意外，他将死在他的红色长椅上。”

不出意外，就一定会出意外。

2006年，纳赛里生病就医，那是他18年来第一次走出机场。

一年后，他入住酒店，最后弹尽粮绝，又被送入了巴黎的避难所。

似乎，一切将告一段落。

可今年9月，他又背着全副家当，偷偷回到机场。

那张红色长椅早已拆除，机场人员早已更替。

唯独他，依然执迷不悟。

“我从未觉得自己浪费时间，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妈妈。”

只可惜，生母未见，养母已死。

2000年，老人家因病离世，临死前对家人不断念叨：

“他为什么不认我是妈妈？”

那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怀的悲哀。

纳赛里却说：“我只有一个妈妈，她住在苏格兰，我一定会找到她，但愿在圣诞节前，那我便能与她牵手回家。”

他闭上眼，缩在机场的角落里，坠入梦乡。

11月12日，圣诞节快到了。

他没见到妈妈，也再未醒来。

没有亲人、孤独离世，只有机场的员工为他举行了一场小小的葬礼。

34年来，他一直想回家，却无家可归，他一直在机场，却从未启航。

机场里，人潮汹涌，他从不孤单，却如此孤独。

有人说他是自由的悲歌，有人却说他是执迷的囚徒。

但无论如何，这位孤独的乘客，终于上路了。